经过前期双方试探接触，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1）6月15日，白宫对中美贸易发表声明，对1102种产品总额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白宫的声明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中国关税清单包含两个序列，第一组中国关税涵盖340亿美元进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第一组中国关税将于7月6日开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对160亿美元的第二组关税进行进一步评估。2）当天，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对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114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3）中国外交部当天声明：“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对于中美双方如此快速、如此强硬、如此大规模开打贸易战，国内外媒体和市场再次出现集体性误判，可以说，这种集体性误判从特朗普逆袭总统到中美贸易战一再上演，值得深思。

笔者自2010年以来便开始研究《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自美国大选开始，我们便系统研究并持续跟踪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特朗普新政主张及进展等，推出了14期“中美贸易战”系列研究报告（见文末）。我们提出了一些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的判断：“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 “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只有深入研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清醒认识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诉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战略误判，放弃幻想，着眼长远，沉着应对。

我们对中美贸易战的几个基本认识和判断：

一、为什么国内外媒体和市场人士一再集体性误判：从特朗普逆袭总统到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

误判的根本原因是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的底牌等认识不清楚。

比如，5月19日《中美经贸磋商的联合声明》 发布当天，国内市场一片欢呼，认为贸易战就此结束，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仅隔10天美方单方面撕毁联合声明。5月29日白宫声明表示，美国将对500亿美元含有“重要工业技术”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技术，最终清单将在6月15日之前公布，关税将在此后不久施行。

再比如，6月2-3日市场充满期待的中美经贸谈判，结果无果而终，罗斯在北京的讨论不仅聚焦于削减贸易赤字，还包括中国有争议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不仅关乎（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这关乎结构性变化。”“中方要求特朗普政府公开宣布不会征收关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甚至国内外媒体对2016年11月特朗普逆袭美国总统都出现了集体误判，面对具有丰富政治经验、有华尔街和主流媒体力挺的希拉里·克林顿，毫无从政经验、一路被媒体黑、不被华尔街看好的嘴炮——唐纳德·特朗普一路逆袭问鼎总统宝座。

二、特朗普竞选总统逆袭、美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以及民粹主义盛行，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具有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

1）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QE和零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制造业大幅衰落，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

2）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其中，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6%，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当前的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

3）过去五年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比重从11%上升到15%，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十九大报告、“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宏伟蓝图，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三、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和大选期间的“初心”

“铁锈州”失落的工人投票给特朗普逆袭总统，而不是东部的华尔街和西部的硅谷。大选期间特朗普的政策主张是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体。胜选后特朗普政策框架核心开始明确细节并着手实施，比如签署税改法案、加快加息节奏、收紧移民政策、对中日欧全面开打贸易战等。

1）财税政策：特朗普倡导减少政府开支，如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方案和停止政府部门的新员工招聘。特朗普财政政策的另一核心是减税以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同时加大基建投资刺激经济。

2）货币政策：特朗普曾多次抨击美联储低利率政策带来的扭曲，特朗普的言论表明未来可能调整低利率政策。

3）贸易政策：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更为激进，为保护传统产业，他一直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协议如NAFTA和TPP。特朗普建议把中国宣布为汇率操纵国，并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

4）金融监管：特朗普认为应该放松金融监管，建议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

5）移民政策：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偏极端，他宣称当选后会在墨西哥边境筑墙，并驱逐1100万的非法移民。

6）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特朗普在中国议题上政策立场强硬。特朗普经常批评中国，将美国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的崛起。他曾表示，当选后将加强美在东海、南海的军力部署，威慑中国。

四、史蒂夫·班农在日本东京的演讲《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已经清晰地传递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以及对中国的态度

史蒂夫·班农，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特朗普竞选班子的宣传总长和核心智囊。2017年12月17日班农在日本东京发表《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的演讲，以下为其演讲摘要：

1）这次民粹主义大规模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阶段，就是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精英们长期一直错误的期望中国会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而今我们看到的却是儒家重商主义模式。

2）因为中国出口过剩使得英国中部和美国上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倒退。

3）中国的19大报告计划有五个方面，他们实际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第一是制造业2025，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的扩张主义；第三是5G网络，在科技技术上占主导地位；第四是金融技术，未来没人能够将中国和中国的体系从全球资金市场中赶出去；第五是开始用人民币，中国要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

4）特朗普将如何能够做到呢？第一，他将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第二，他将把产业工作重新带回美国。第三，他是将要重新审视美国已经陷入十六七年的国外战场，如果我们把5.6万亿美元军事费用花在发展我们的城镇和基础设施，我们应该已经在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中远远处于优势。

5）特朗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更重要的是，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中国的要求是，如果我们的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要交出他们的技术和创新。川普总统开始实施301行动，就是研究中国政府是如何强制要求以技术换市场，美国应当如何去纠正过来。你们会看到川普政府公布对301报告的更多增加信息以及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还有一个报告是232，是关于钢铁和其他可能领域，美国如何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五、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诉求和底牌：直接原因是贸易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重演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

1）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层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等。这在当前美欧、美日贸易战均有清楚的先例。

2）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政策主张和班农传递的民粹主义理念基本一致，5月4日美方要价清单展示了其真实意图：中方削减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逆差；停止对“中国制造业2025”的补贴和支持；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扩大农产品进口；改进美方在中国的投资限制。其中，“中国制造2025”被三次提及。

只有客观、理性、清醒地认识美方真实意图和底牌，才能作出客观理性的战略判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赤裸裸的遏制，展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美国利益优先思维。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3）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

4）在1960-1990年三十多年时间里，日美之间共发生过6次大型贸易冲突，先后涉及到了纺织品行业（1957-1972年）、钢铁行业（1968-1978年）、家电行业（1970-1980年）、汽车行业（1979-1987年）、电信行业（1980-1985年）和半导体行业（1987-1991年）。从早期的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纺织、钢铁、家电）到不得不接受自愿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行业）、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行业）、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日本汽车厂家甚至选择直接赴美投资，以不断满足美国花样百出的诉求。但是日美贸易战并未根本解决双方贸易失衡问题。

因此，除了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汇率战、金融战等。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1989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昌盛、杨光普：《应对美国贸易大棒：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贸易顺差减少，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银行开始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过剩资金剧增，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了投机热潮的高涨，最终酿成了1991年平成泡沫的破裂，日本从此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没有资格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贸易战才以日本金融战败宣告结束。

六、与流行的观点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很快会结束不同，我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1）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国当前GDP占美比约60%。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80年代日本不同，中国不会拿核心利益作交换。

2）从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来看，美国和中国占了超七成以上的企业，展现了中国新经济的勃勃生机。据CB Insight数据统计显示，从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有237家独角兽企业。其中来自美国的共118家，占49.78%；中国紧随其后，共62家占26.16%；排名第三和第四为英国和印度，分别有13家和9家。

3）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中国工程师人数逐步上升，理工科毕业生逐年增加，中国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4）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额比持续上升。中国发展高端制造是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不可能拿核心利益做交换。

5）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未来不排除从贸易战扩大到汇率金融战。

七、谈判策略：力争达成共识，守住底线，寻求共赢，避免最坏情形和摩擦升级，赢取改革开放的时间窗口

1）双方要有基本共识和谈判前提：中美双方必须管理好贸易争端，防止升级，否则受损的将是两国人民，比如提高关税带来的更高的产品价格以及福利损失、通货膨胀、美国加息进程加快、贸易和经济下滑等；

2）通过共赢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可以主动扩大进口，美方在贸易上的大部分诉求得到不同程度满足，有利于满足中国人民消费需求和削减美国贸易赤字，努力寻求共赢；

3）最大原则是守住底线：中国制造2025，不拿核心利益做交换，坚决抵制遏制美国的霸权行为；

4）中国将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和结构性改革，双方可以进一步推进、磋商和明确：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放开投资限制；

5）最大的问题是，美方必须清楚，中国单方面作出努力不能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虽然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未解决：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美元霸权、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全球价值链分工等；

6）中国需要赢得时间窗口来去杠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高质量发展：务必保持清醒，继续谦虚学习、韬光养晦，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八、沙盘推演

1）短期边打边谈，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双方妥协”的逻辑演化，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个好价钱，斗而不破。但中长期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经贸竞争性的增强，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2）如管控失当，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不排除后续扩大到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地缘战等，美方将动用其二战以来建立的霸权体系从贸易、金融、汇率、军事等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

3）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贸易战，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美国积累起贸易（对华摩擦的五大方面）、货币金融汇率（对日本）、资源战（对欧洲）的多维打击经验和手段。不排除，贸易战之后可能是汇率金融战。

我方应对：

1）联合欧盟、东盟、日韩、南美、非洲与“一带一路”国家，寻求WTO等国际协调机制，避免贸易战升级扩大。

2）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3）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和过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4）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引发货币再度放水刺激的呼声和讨论，这是非常短视和误导的，如果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重回货币刺激的老路，将重演1990年日美贸易战的失败教训。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类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国产业升级应对模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结构性去杠杆、防化风险等。